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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华，江苏无锡人，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南京大学戏剧学博士。现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兼职博士生导师、省管专家。荣获“全国优秀教师”、“贵州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称号。

经本报邀约，一向忙碌的朱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当记者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朱伟华教授的办公室时，一阵清香扑面而来，紧张的心顷刻间便平静下来。她的办公室朴素简洁而略显狭窄，给人一种温馨、亲切之感。

记者：您在25岁时，自学考取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本科专业，35岁时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45岁时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学博士研究生，是什么原因让您如此坚毅，在求学的道路上一路高歌前进？

朱伟华：正值上学的年龄，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时读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只要有时间和机会，就会抓紧读书，不断地充实自己。我的本科、硕士生、博士生都是在国家允许的年龄范围内最后一年考取的，这意味着我做什么都要比别人晚一步，所以得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和该做的事情。其实活到老就学到老，读书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快乐与享受。

记者：您本科时攻读的是信息管理，为什么读研时选择学习文学呢？跨学科的学习让您遇到了哪些困难？

朱伟华：当年北大只有法律、考古（只招男生）和信息管理三个专业面向贵州省文科生招考。读北大一直是我的梦想，所以权衡后报考了北大的信息管理系。进了北大，我内心还是想投身于文学，所以，除了认真学好本专业外，还抓住一切机会去旁听文学课程。一旦知道有好老师上课就马上跑着去听，四年下来，共修了40门课。

读研时很艰苦，因为导师钱理群先生对学术要求很严，并非科班出身的我学起来真的很困难。当时因为毫无头绪，我足足失眠了5天5夜。尽管如此，我依然未想过放弃，只想着竭尽全力，真可谓痛苦并快乐着。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开窍了，也许这就是量变达到质变的结果，就像走在黑胡同里，只管咬紧牙关，往前走，后来便柳暗花明、水到渠成了。

记者：据说当时您放弃了留在南京大学的绝佳机会，毅然回到贵州，是什么原因让您做出了这种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选择？

朱伟华：可以说是有贵州情结吧！当时留在南京大学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因为留在那里，有更为广阔的平台，学术研究应该有更高的成就。然而贵州是我生长的地方，教育相对落后，高校教员缺乏，选择贵州，为贵州的教育事业做出一份贡献,自己有一份责任，现在想来，仍然觉得无怨无悔。当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需要注意“可能性”与“现实性”的问题，必要时候，要有原则性地取舍，一旦作出了选择，就应该坚定地走下去。如果现在我还在假设当初留在南大可能会好一些的话便会影响到现在的心境。所以我们更应该把握现在，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记者：刚才您提到“原则性”，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理解这个“原则性”？

朱伟华：这关乎一个人的价值观问题，坚定什么是自己应该固守的。这有利于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不至于那么混乱。特别是我们青年学者，面临的诱惑、困惑很多，需要一种稳定追求的东西去帮助我们选择。不能因为当下的某些利益而忽略长远的目标，人需要有精神的固守，要坚持正直的人生，坚守基本的道德准则。例如婚姻，一些对婚姻不忠诚的人，追求所谓的自由，可能在一段时间是比较快活的，但他最终得到的可能是家庭的破灭与不幸。而那些固守婚姻道德准则的人，为了相对的稳定，看似受到一些约束，

在互相磨合的过程中小吵小闹，然而最后他们收获的是一段安稳幸福的婚姻。因此在面临人生重要的选择时要有“原则性”地进行。

记者：据了解，在北大读研时，您师从全国现代文学泰斗钱理群先生。而在南大读博时，全国戏剧学权威董建先生又是您的导师，他们的治学态度对您以及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教育者有什么影响？

朱伟华：钱老师和董老师都是做学问很严谨的人，他们的人品和教育方式等对我的影响很深，让我对教师这个职业产生崇敬之情，乃至我后来深深地热爱着这个职业。我萌发当老师的念头，源于读研时发生的一件小事。当时我帮一个小师妹补课，几节课下来，她收获很大，感叹地说我很适合当老师，恰巧我觉得教师工作不像一些流水线操作一样受制于环境，还能独立发挥个人价值。加上我的恩师钱理群先生也建议我回贵州当教师，为贵州的教育作贡献，所以来到了贵州师范大学。

记者：“北大教我大胆假设，南大教我小心求证”是您对北大和南大特点的一些体会，那么您认为我校今后在学风和人文氛围方面应如何向它们学习，又如何营造那种浓厚的学术氛围？

朱伟华：北大的创新和人文精神，南大的严谨求实作风，是她们所固有的优良传统。在这两个学术比较开放的地方，使我认识到贵州的教育与之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可以传承的文化特色的传统，我校应该形成属于自己的标志性的、鲜明的特色，并使之成为传统并传承下去。其次，要提高“文化自觉”性，改变人的观念，有意识地形成自己的传统，提炼出特色的文化，形成鲜明的、突出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近年来，我校很注重引入外来人才，加强对外的开放程度和各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在不同的文化差异之中达到文化的碰撞，从而提高学校的学术氛围。

记者：作为分管科研和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一方面要处理管理工作，一方面要投入巨大的精力搞科研，您是如何平衡二者关系的？

朱伟华：一个人不能够同时去做两件事，只能够在它们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加完美。我认为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搞科研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只有不断地搞研究，学习新的知识与理念，才能够更好地教育学生，而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能够放弃一个管理者所拥有的责任。只有管理与科研的同步进行才能够真正地教书育人。由于入学时间较晚，我错过了搞科研的年龄阶段，加上后来恰好做管理工作，所以只能够尽量处理好科研与管理之间的关系，哪怕少做一点，也要尽自己的努力做好。

记者：据了解您的女儿曾在澳大利亚攻读硕士学位。您如此繁忙，一直以来如何对女儿进行教育，有没有特别的教育理念？而您的学生在您的教导下都取得优秀的成绩，能谈谈您的教学经验吗？

朱伟华：对于女儿的教育，说不上有特别的教育理念，我只是平等对待和尊重她的一些选择和观点。比如，当她面临选择时，我会把自己的一些正确的观点与经验向她阐明，引导她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之路应该怎么走。

对于学生，我觉得要有先行者应该拥有的自由心态，更好地引导学生朝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做顽固保守的守旧者。我认为，本科阶段基本是学知识的阶段，要尽量使学生学好基础知识；硕士研究生阶段则特别强调个人能力的提高，要根据个体的差异进行个体指导。

记者：2009年8月，您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提出，本土文化要在回归中传承和批判中发展。您近年来把研究的重点都转移到身边的地域文化，为什么会有这种转移？

朱伟华：在我读博士之前，我主要研究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在读完博士以后，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在做好传统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关注本土文化的研究，我们要深入了解、研究本土文化，在本土文化上“精耕细作”，发掘本土文化，向世人展示我们本土文化所特有的韵味。

记者：对屯堡文化研究是出于什么考虑？您能否讲讲您研究的心得和体会？

朱伟华：我说过本土文化需要我们去挖掘、研究，而安顺屯堡文化属于本土文化中比较典型的文化现象。以前人们认为屯堡文化就是原始、落后、闭塞、野蛮的文化现象。我却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安顺的屯堡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是典型的人文现象，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地理现象，它是全国目前唯一仅存的最完整的屯堡文化现象。因此我认为对于屯堡文化的研究有其重要的意义，能够使贵州的文化特色得以展现。同时，以屯堡文化的研究作为研究地域文化的切入点，从而更深入地了解贵州其他的文化现象，“以点带面“的研究方式推动整个贵州文化的研究。例如，我在进行屯堡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穿青族文化的了解。其实做学问就该如此，你必须抓住一个切入口，不断地扩张开来，从而达到长期性地、专心致志地研究其他人所不知道的知识，超越前人的结果，展示贵州的特有文化风采。

记者：屯堡文化近年来得到了安顺有关部门的重视，被积极开发为旅游景点。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屯堡文化应如何保持其文化特色？你是如何看待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冲突的？

朱伟华：屯堡文化的保存，需要屯堡文化主体增强自身的“文化自觉”性。也就是说文化主体需要通过自我的努力，意识到该文化现象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例如，近年来，“屯堡人”开始公开承认其“屯堡人”的身份，逐渐重视其文化现象。而旅游开发对文化传统来说，永远是把双刃剑。在当代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屯堡文化不可能置身事外，它也必须在适应生存环境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保存。在吸取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础上，保持其文化特色，相信屯堡文化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同时开发者方面要注意文化与经济的平衡，避免屯堡文化遭受破坏，开发者要做到怎么样的最大限度的开发，才能够减少对文化的危害。我认为通过努力文化与经济是可以做到双赢的，屯堡文化可得到传承的。

朱伟华语录

◆无论你们以后做不做研究，无论在高校还是中学，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一定要努力做该领域最出色的人。还有生活一定要幸福，家庭幸福了，才会有动力投入到工作中，才会做得更好。

◆人活着，认真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一定要善于思考，多思考自己今后的人生，今后的路。许许多多的人平时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很认真，结果活了一辈子也还是碌碌无为，就是缺乏反思的结果。

◆我们通常说的一个人要为社会做贡献，这话听起来有点虚，其实也简单。如果个人的小家庭关系处理得很好，就会影响你周围的亲戚、朋友、同事来效仿你，这样推己及人，影响的圈子越来越大，同样也是为社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