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10日，我校体育学院选派赴非洲乌干达的康承凤、江俊峰、王光惠、刘思骐、孙昭鑫等5名同学圆满完成了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工作，载誉归来。他们因优异的表现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的亲切接见，并得到了省委书记赵克志、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及贵州省援外志愿者工作领导小组的高度赞扬。他们用行动传播了中国文化，增进了中非友谊，为祖国和贵州增添了光彩。

他们，是一群普通的大学生，却选择了不一样的大学生活。2012年10月，康成凤、江俊峰、王光惠、刘思骐、孙昭鑫被体育学院选派去往乌干达进行为期一年的志愿工作。2013年10月10日，他们圆满完成了工作，载誉归来。他们以优异的表现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的亲切接见，并得到了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省委书记赵克志及贵州省援外志愿者工作领导小组的高度赞扬。

去或不去，艰难的选择

贵州省自2007年起每年都会选派志愿者去非洲进行志愿工作，作为第一批去乌干达的志愿者，那里是新的尝试，也意味着他们要面临更大的挑战。抱着想去见识一下外面世界的心态，康成凤等五位志愿者纷纷报名并顺利通过选拔。

“去之前还挺担心的，因为要去那么久，而且以前对非洲的印象就是乱。”去非洲支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无比光荣的事情；但更大的问题摆在面前：暴乱、贫穷、疾病，这些对非洲这一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固有的印象，让人心中不免有些胆怯，多了几分顾虑。面对这次难得的机会，去还是不去呢？每一个人都在认真地思考着。

选拔结果出来后，喜悦之余，王光慧却遭到了母亲的极力反对，她不放心女儿去那么远的地方。在王光慧多番劝说下，母亲冷冷的丢下一句：去了那里出了什么事可不要来找我。“母亲是心疼我，但是我觉得人这一辈子难得有这么一次机会，我真的很想看一下自己的能力。”王光慧笑着说到。

现实的阻力还是没能成为拦路虎。整理好思绪，备好行囊，五人最终还是决定不退缩，成为第四届援非项目志愿者的分子。随后，他们在团省委进行了一系列语言、礼仪、心理等方面的短期培训。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五位志愿者迎来了梦想的时刻，2012年的10月10日，他们正式踏上了非洲的土地。

我们在非洲当老师

到了乌干达，一切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恐怖。天，是蔚蓝的；空气，是清新的；环境，是和谐的。唯一和想象中一样的是——贫穷。乌干达最好的一所大学，因无法给老师发工资，曾停课一个月。

“我们要负责四所学校的教学工作，一周上10个小时的课。”被分配好各自的学校，安顿下之后，他们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广播操、篮球等课程的教学。“上课之余我们就在附近走走，我们都带了课本来自学大三的课程，毕竟学业不能丢下嘛。”

由于乌干达并没有广播操的课程设置，所以学生刚开始学习这门课程时并不知道要干什么。“队形散漫，站姿随意，衣着邋遢”是王光惠对这些学生的第一印象。她说：“之前他们就没有接触过广播操，肯定会很茫然，一切的教学要从最基础的整队开始。”教学期间，由于语言的表达有限，有时，王光惠就拿出她的杀手锏——“完美”的肢体演示，双管齐下，培育这些美丽的“花朵”。在长达几个月的教学下，学生也慢慢对广播体操产生了兴趣，明显的成果是：操练队形，整齐划一；课间操纪律，有条不紊。

渐渐地，学生们都喜欢上了这一项运动，异常珍惜每次的上课时间。王光惠说她每次上课既幸福又苦恼，原因是学生们特别喜欢一群人涌上来抱住她，表示他们的喜爱，每每王光惠都得故作生气状说：“enough、enough”,学生才会散开。很快，到了学生表现成果的时候，东非五国国际运动会的广播操表演成了志愿者们既骄傲又心酸的一件事。

比赛当天，由于出行的汽车出了问题，志愿者们临时找了一辆车子载表演团队去运动会现场。天还没亮他们便出发了，限载29人的车硬是挤下了64个人，车内闷热得喘不过气来，车行驶在颠簸的公路上，摇晃得如同坐碰碰车。经过12个小时的车程，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孩子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光秃秃的草地上表演完广播操。

康成凤说：“虽然是东非五国这样国际性的赛事，但是条件差到还不如我们学校的运动会，我们都受不了那样的环境，而孩子却那么出色的完成了广播操，我们当时真的既感动又骄傲。”

在非洲“痛”并快乐着

说起在非洲的生活，几个志愿者纷纷表示那是自己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刚去乌干达，他们对那里的生活并不完全适应。当地人的主食是两种品种不一样的香蕉捣碎后混成的“香蕉饭”，这对于习惯吃米饭的志愿者们来说难以适应。“我们都是自己做饭的。”在乌干达，由于气候的原因，当地人吃的菜大多得从其他国家进口，加上乌干达的纸币并不值钱，所以蔬菜价格昂贵。“在国内需要6块多人民币买到的青椒在乌干达需要2000多先令，每次买菜的时候我们都是很大款似的几万几万地花销，国内绝对享受不了这种感觉。”王光惠打趣地说。

刚到乌干达，志愿者们一致认为，最让人接受不了的就是当地人独特的体味。他们说，那是一种无法描述的味道。在非洲，康成凤还曾患上死亡率很高的疟疾，幸而最终痊愈了。“当时挺害怕的，毕竟是关乎自己生命的事情。”然而，这些都不是令他们真正感到“痛”的地方。

王光慧回忆起第一天进学校的时候，就有家长带着孩子给他们下跪，“当时我们被吓到了，连忙扶他们起来，后来才知道这是他们的礼仪，是表示他们的感谢。”

一次，他们看到一群黑小孩躺在操场上，看起来酸软无力、眼神空洞，跑去问了校长，才知道那些学生由于家中贫困，一些孩子们往往一天只在学校吃一顿，没饭吃太饿了，疲软到站立不起，“当即觉得鼻子酸酸的，跟他们比起来贵州的孩子好太多了。”

往后的日子，志愿者们看到学生饿肚子，就会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他们或者给钱让他们去买食物，即使有时国家的补助还不够他们平日的生活开支。有一次，一个学生接受了王光慧的食物，竟跪下叫她妈妈。“我还那么年轻就被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称作妈妈，当时那种心情真的很难形容啊。”她无奈的说到。

“当你看到每当吃饭排队时高年级的学生会自动站到队伍后面，让年纪小的先领食物时，你会被他们感动。虽然贫穷给了他们生活的苦难，但他们却有着金钱所不能赋予的关爱之心。”康成凤补充道。

在乌干达，甚至整个非洲，一个家庭里都会有很多小孩，很多无力抚养的孩子，就会被送进孤儿收容机构。孙昭鑫所在的教学地方就是一个类似收容所的机构。圣诞节是当地人的新年。那天，孙昭鑫给他的学生买了很多他们平时都吃不到的美味零食，陪伴他们打篮球、玩耍，和他们一起度过节日。学生们告诉他说，这是他们过得最开心的一个新年，并向他们的孙老师致以最美最纯真的笑容。

提到在非洲最惊险的事情，应该是肯尼亚恐怖袭击的时候，那时恐怖分子扬言要袭击乌干达，所以实行了“宵禁”，但也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所在的是乌干达首都，还是很安全的。”

收获了比荣誉更高的友谊

临近支教末期，当时正在非洲访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听说康成凤等人的事迹后，亲自接见慰问了他们。回国后，他们优异的表现也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干达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省委书记赵克志、贵州省援外志愿者工作领导小组等多方面的高度赞扬。面对这些，孙昭鑫表示，亲自得到委员长接见及各方赞扬是毕生难忘的回忆，但援非的志愿者很多，我们只是广大志愿者中很普通的一份子，也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说到在非洲的收获，比起来之不易的荣誉，志愿者们都说他们收获得更多的是友谊。在乌干达他们结识了许多热心肠的人，平日里经常帮助他们，现在也都还保持着联系。“我教学的学校校长Silas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经常是他跑前跑后与各所学校对接。我们回国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们很多小礼物。”说着，王光惠拿了她随身背的包包给我们看，“这个包也是他送的。”这位热心善良的校长还认真地跟他们学习中文。“现在他已经会说简单的对话了，我们也学会了一些乌干达当地语言。”

回来的那天，学生们全都出来送别即将回国的老师们。“由于有校长在场学生们不敢吵闹，但是许多学生默默地朝我们做起了广播操，我想，那是他们对我们最好的送行，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回到那片土地。”王光慧满怀深情地说。

回国，一切回到正轨

“小别胜新婚”是志愿者们用来形容与同学们重聚的心情。被问及回国以后的计划，他们表示现在已经步入大四，面临的是就业的问题，等到出去实习的同学回来，一切都步上正轨，非洲之行是最珍贵的记忆。

回家陪伴父母的王光惠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妈妈喝醉了，说了许多心里话，我何德何能有这样的妈妈一直照顾我，保护我。是时候该我保护她爱护她，醉了的她脱掉坚强伪装衣，说了她的心酸苦辣，我好心疼。”

据志愿者们透露，我校将在不久之后挑选出下一批优秀援非志愿者，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非友好做出更多努力。这对于我校广大青年志愿者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锻炼机会。他们希望后续者能继续做出更优异的成绩，谱写中非友谊的华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