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怀彦老师近影

余怀彦，我国阳明文化研究资深专家、我校退休教授。2012年余怀彦教授出版《中国人的成功学——王阳明：从知行合一到致良知》一书，全书以王阳明为中心，以中国人为聚焦点，以历史和现实为题材，用生动、精彩、感人的故事，向世人展示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人的成功画卷。该书出版不仅引起了国内外学者、读者的广泛关注，也成为执政者治世理政的重要借鉴之作。2014年7月21日，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同志出席贵阳国际生态文明博览会，期间向余怀彦教授索要《中国人的成功学——王阳明：从知行合一到致良知》一书，认为该书对中央领导治国理政有参考价值。余老先生欣然签名题赠，并将该书赠送习近平、栗战书二位中央领导同志。

余怀彦教授认为，中国人的成功学比西方人所倡导的成功学更有哲理和文化内涵。西方所倡导的成功学无非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个人为上、个人自由第一、发财是硬道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为理念；而中国人的成功学是从知行合一到致良知。即“从自己的良心或良知出发，选择自己的道路和方法，踏踏实实去做，做有利于人民的事，你一定会有一个无愧无悔的人生”。“反之，如果谁和这个大趋势对着干，不管他如何位高权重、如何一时得势、如何荣华富贵、如何把自己的罪行掩盖起来，歪曲和篡改历史，但广大人民的心是始终有数的，谎言始终无法掩盖血写的事实，最终他注定会失败，历史会把他还原到耻辱柱上。”我们带您走进余怀彦教授的生活世界，汲取他科学研究的精髓。

生长于贫困地区，立志于民族地区

余怀彦教授出生于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大瑶山中，是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交界的地方，也是湖南最为落后的地方之一。在这样封闭、落后的自然环境中，阻挡不了少年时代的余先生对求学的渴望与求知的毅力。195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长沙一中（原湖南省立一中），是当时湘南5县考取长沙一中的4人之一。1956年，他又以高分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落后民族地区走出来的他，深知贫困地区最缺乏的是教育，因此，他立志要把学到的知识、文化散播向边远地区。1961年，余教授大学毕业，毅然做出惊人的举动，主动申请到西藏从事教育工作。但是，由于当时支援西藏需要一些特殊条件，所以组织安排他到贵州从事教育工作。到贵州以后，他放弃了很多到发达地区发展的机会，几十年如一日的在贵州师范大学培育了一届又一届的大学生。

“您对当初申请到边区工作的选择后悔吗？”余老师微笑道：我一点都不后悔，西南边区需要我，我喜欢西南边区。贵州优美的自然山水，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对很多人而言可望而不可及，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遇到了王阳明，专注于阳明文化的研究。否则，我们也写不出《王阳明与贵州文化》、《王阳明的五百年》、《中国人的成功学——王阳明：从知行合一到致良知》等著作。余老师悠然的心态证明他正是“知行合一”的践行者。

真理需要坚持，阳明需要正名

“您是什么时候和阳明文化结缘的呢？”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后。余怀彦教授说：“没有改革开放的东风，我是不可能和阳明文化结缘的。作为一个哲学系的学生，改革开放前，当然也读过一点王阳明的书，但没有条件把王阳明作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改革开放后，让我重新认识了王阳明。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用反对‘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揭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所编织的封闭之门。这使我立即想起了王阳明，王阳明500年前就呐喊出了‘不能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知行必须合一，任何人的‘言’都要用他的行为来检验，只有是否有益于‘公’（人民），才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正是改革开放的东风，使我和吴雁南、刘宗碧教授等师大一批阳明学者认识到研究王阳明的思想、学说，对促进中国和贵州的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和腾飞有重要意义。”500年来，对王阳明及其学说的攻击和诽谤是层出不穷，即使是进步的学者，对王阳明先生的思想文化研究不够全面、深入，致使得出的结论有失科学性和准确性。如对王阳明先生的思想是否具有时代价值？王阳明先生是不是世界级的大家？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有效的回答和回应。为此，抱着对真理坚持不懈的科学研究精神，余教授十年磨一剑，不断深入研究王阳明先生的思想文化，为王阳明先生和阳明文化正名。

在《中国人的成功学——王阳明：从知行合一到致良知》一书中，余怀彦教授认为，那些把王阳明先生批判为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结论是十分荒谬的。王阳明先生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有机的统一体，不能顾此失彼，否则，会对他的思想产生曲解。如王阳明讲的知，并不是空洞的、主观抽象的，而是要与行、实践相结合所提炼出的认知。他“以知而不行，言过其实为忧，以知行不一，言行相背为耻”。王阳明从来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但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受主观意识影响的，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人对客观世界不是无能为力的，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都在创造自己的世界。余怀彦教授认为，王阳明先生在明朝不仅不是他人所歪曲的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反而是善于采用体贴民情、了解民意、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方法有效治理基层、边疆的伟大政治家。他反对统治者采取简单的武力手段对待农民、土匪和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而是主张采取仁义道德的说教以及改革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管齐下的措施治理国家。王阳明治国理政的经验对我们现在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中国人的未来在于致良知

余怀彦教授认为，王阳明先生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的思想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如王阳明先生所倡导民众思想独立、不以权威为是非标准，不畏逆境、奋斗不止的拼搏和创新精神等在欧美，尤其是东亚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时至今日，王阳明先生的学说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特别是王阳明提倡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知行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良知之道，使他成为孔子精神的真正继承者，为解决当前混乱的国际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诚如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所断言：“二十一世纪是王阳明世纪”。

余怀彦教授认为，由王阳明所阐发的良知之道，是中国的立国之本，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中国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公民个体，都要自觉践行“良知”和遵守“良法”，才能呈现合合美美的景象，伟大的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继续前行和实现。

余怀彦教授向原国务委员戴秉国赠书

研究成果显著，未来仍需努力

“您对今后有什么希望和打算？”余怀彦教授回答说，过去30年，贵州师范大学的阳明学者把阳明学的研究和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史紧密结合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受到了中央、省市有关领导同志的关注和广大群众的支持。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中央、省市和贵州师范大学各级领导的重视密不可分。如贵州省和贵阳市举办了四届王阳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我们负责联络和策划，每届都有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人参加，这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的壮举；又如吴雁南教授主编的《王阳明和近世中国》和余怀彦教授主编的《王阳明和贵州文化》，都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中《王阳明和贵州文化》一书于1998年荣获教育部的优秀成果奖。《王阳明的五百年》和《中国人的成功学——王阳明：从知行合一到致良知》等都获得省市领导和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并获得了奖励。

余怀彦教授说，成绩只能代表过去，面对未来，我们仍需倍加努力，才能在阳明文化研究中结出更多的果实。他希望在省市、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在有生之年，完成尚未完成的两个和王阳明有关的研究项目。他更希望贵州师范大学给予阳明文化研究提供更多的物力支持，并培育一支阳明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早日走上中国和世界阳明研究的前沿。最后，余怀彦教授说，王阳明的文化精髓“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赋予我们治国理政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赋予我们丰富的精神智慧；王阳明一生无数磨难的经历，给予我们战胜困难的动力和乐观向上的心态，希望我们的青年学子要以阳明先生的思想为航标，以阳明先生的经历为楷模，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努力做一个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做一个中国式的成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