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董老师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版画扬名于全国美术界的。在当代美术史上，八十年代新时期艺术，是一个乡土的年代，您在八十年代的版画作品震动了当时萎靡不振的中国美术界，以您和尹光中、蒲国昌等贵州艺术家为代表的“贵州美术现象”，构成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艺术新浪潮运动中非常精彩的一章。评论界由此称赞“贵州现象取得罢黜艺术政治化的开幕之功”。您能和我们说说那个时候的艺术创作吗？
董克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从“八五新潮”开始，中国艺术进入了一个我称之为“现代性重建”的实验、探索阶段。我从这个时候开始以现代主义的文化视野，重新发现、清理贵州民族民间艺术，从而形成自己“原始的现代主义”艺术风格的重要时期。
相对于中原、江南等区域的传统文化强势，贵州的本土草根文化处在一种弱势的边缘。从这个角度来讲，由于较少地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贵州的本土文化自成体系，相反，较多地保存了人类文明初始时期的那些特质：原始、混沌、古朴、自然、天真、野蛮。我喜欢这种原始的现代主义，“原始”指的是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文化背景，但你的视觉图式、视觉观念必须是现代的。
我对当时贵州艺术的形式总结为“野、怪、狂、丑”，这种原始的力量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运动交相辉映，共同推进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艺术转型。
记者：前不久，您在贵阳举办了名为“形式启蒙之路”的个展，您是贵州当代艺术家中探索“形式语言表达”的先行者，50年来，您一直致力于探索“形式”与当下、与画家心灵的结合，在“形式启蒙之路”上，您走过了哪些历程？您怎么去理解形式与艺术表达的关系？
董克俊：追求形式的生命，和生命的形式，是我绘画艺术的主题。绘画成为我心灵与外部世界沟通的一个通道。
当代艺术最突出的特征是在艺术形式上不再以写实的风格为主，而是体现艺术家个性的观念和形式语言。
我的形式探索之路始于上世纪70年代，通过木刻《春返苗乡》、《雪峰寓言》插图等作品系统地演示了这阶段关于形式复归文化的主题。
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创作的巨幅水墨作品，仍然延续了我关注生命形式的立场，并在形式语言的探索上有所推进。我将一种山野之气和野蛮精神植入画面构成之中，重构了一种基于当下生命体验的水墨形式。《最后的风景》等系列作品中的物象，是在水气墨色未干之前，反复搅和而形成的。搅和的目的是为了消解“笔墨”和物的具体结构，留下的只是物的感觉。这种作法似乎反叛颠覆了水墨传统的模式，在瓦解了自身根源的时候，却反而回到了中国水墨最初时的那种草创的状态。
在近期创作中，我把水墨创作的体会移植于画布，画了一系列丙烯油画。这些作品无论是线条的纵横奔放，还是形体的方直厚重，都带有贵州山地文化传统的野逸和锋利。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的这些画虽然用的传统的水墨画的媒介，但画的创作完全不按水墨画的套路，画面的形式感非常强烈。您怎么去总结自己的风格，可以说说这样的风格是怎么形成的吗？
董克俊：可以说，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走过了从技术到智慧、从“有法”到“无法”的探索过程。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关注的是艺术本身，研究艺术的规律，当这些研究有了自己的体会后，我开始关注形式与当下艺术语言的组合，这个时期，也就是80年代，我创作了《热土地》、《夜郎故事》等大幅黑白木刻作品及一批彩色版画，在这些作品中我把贵州民间的创作和我自己的形式表达融合在一起，以艺术形式传达我对艺术的感受。这批作品引起了关注。进入90年代，时代的快速发展变化，使得版画不能充分展现我对时代、对艺术的快速感应，毕竟版画创作的过程很慢。我开始涉及水墨重彩，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传统绘画中没有解决的与西方现代艺术相结合的问题，我画水墨，不想使用一些现成的方法、方式，尤其是传统中的经典方式。宣纸、水墨这个传统的媒体，如果再用传统的经验去支配，不可能再有材料物性的个人体验，当代思想特征也体现不出来，因此重要的是建立新的经验。我是用“水墨”这个媒介来创作了《人虫系列》、《山风系列》等作品。这些画的材料是水墨的，但形式是我自己的。
又比如在重彩画中，我注意不同纸张的绘画效果，如安纸的涩色、薄皮纸的透光、宣纸的浸润、土纸的粗糙等等，以此分别画了不同系列作品。
在完成了材料、纸张、媒介的实验后，2000年，我开始深入表达我对人、对社会、生活、环境的关注。这10年来，我以思维和智慧来指导我的艺术创作，技巧和形式已经深入到我的内心。
记者：您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贵州美术现象”的主要画家，是八十年代中国版画的代表人物。九十年代进入当代水墨画的创作与研究，创建了自己的水墨语言系统与风格。您对当代贵州艺术的发展有什么期望？
董克俊：上世纪八十年代贵州艺术的探索的意义就在于发现、整理贵州民族文化，创造性地推向当代，成为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贵州的艺术家来说，无论在什么时候，当代艺术的发展都离不开民族文化这块土壤，这个探索发展的过程就是民族文化融入当代艺术，并且体现画家个人创造性的过程。这也是区域文化之根，从这个土壤中走出来，更能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
董克俊是贵州当代美术活动最重要的参与者，又是诸多重要活动的组织者，美术界“贵州现象”中的许多重要展览都是他亲自策划而后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的。
上世纪70年代，董克俊创作的《雪峰寓言》插图、黑白木刻《春返苗山》就以对形式语言的探索，简洁明了的黑白构成关系充分地展现了一个画家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形式语言的把握与组织能力而成为时代的先行者。
上世纪80年代董克俊的创作更突显出他对历史、乡土、形式与当下艺术语言的组合能力，创作出了《热土地》、《夜郎故事》等大幅黑白木刻作品及一批彩色版画，这批作品改变了中国版画精工细作的小品形象，而进入到艺术创造的精神的自由境界中。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至今，董克俊转入了水墨画、水墨丙烯画的创作，创作出了《头上有只鸟》、《忘形得意》系列、《人与虫的述说》系列作品等。龚克、宋树秀
龚克：我省著名小提琴教育家、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81岁。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贵州师范大学和全省部分地州市的大中专院校小提琴专业均因他而诞生。经他启蒙学习小提琴演奏的许多优秀学生，如今有的在比利时皇家列日交响乐团、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匹兹堡交响乐团、日本山形交响乐团、澳大利亚交响乐团等在海内外有影响力的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师，还有的担任了国内外著名音乐学院的小提琴专业教师。
宋树秀：1928年生于上海，声乐教育家、女高音歌唱家，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1949年考入贵州大学外语系，两年后转入贵阳师范学院艺术系。1954至1957年在四川音乐学院进修。此后相继在贵州民族学院、贵州大学艺术系、贵州高等艺术专科学校及贵州大学艺术学院任教。
